一本定价近50元的书，讲得都是老底子文人的故事，你会买吗？
    《文史我鉴》是作家出版社今年的一本重头书，收录着纯文学杂志《江南》同名特色栏目的23篇精华文章。严肃的选题让它怎么看都像是一本“叫好难叫座”的口碑书，连杂志主编袁敏都实事求是地说：“青春、悬疑、职场这些畅销因子，这本书都沾不上边。”做书人甚至坚决把担负广告重任的宣传腰封去掉，为了保留一份原汁原味的厚重，首印是保守的1万册。
    市场并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装帧简朴的《文史我鉴》出炉1个月，就传来要加印的消息。
    从巴金到夏衍，从艾青到苏青……他们的作品被反复传颂，他们是永恒的精神标杆，可望而不可即。书却展现了文化大家们的另一面，做了次另类的解读，还原了他们普通人七情六欲的感性面，又再现了他们超于常人的严谨治学宁折不弯。当代浙江籍文化大师们的人生际遇和公案被后人挖掘出，跃于纸间，很多是鲜为人知的独家秘闻。
    像有“中国第一才女”之称的林徽因，很少有人知道，她之所以能成为我们所知并敬佩的林徽因，和杭州有着及其重要的内在关联，甚至有人说“没有杭州就没有林徽因”，这不仅是因为她出生在杭州，也因为她的人生旅程无处不与杭州有关，徐志摩如果不是就读于现在的杭高，林徐就不能相识。又比如她的知己金岳霖，虽说出身于湖南长沙师范，但因为父亲是从杭州迁居长沙的，所以让当时身在异国的他们自然成了好友。在抗战期间，她和丈夫梁思成带着孩子，多亏几位军人相救才脱离险境，而这几位军人也是当时杭州笕桥空军航校的学生……
    又比如孙席珍，曾经被鲁迅给予“诗孩”的美称，鲁迅的称许，使少年孙席珍诗名大盛。在1925年的鲁迅日记中，常有孙席珍来访交谈时的记录，两人关系的亲密，毋庸置疑。但当孙席珍再度回上海去拜访鲁迅时，《鲁迅日记》中却出现了这样的记录：“1929年4月16日：孙席珍来，不见。留函并书四本。”“4月28日：晚孙席珍来，不见。”……12天之内，诚挚拜访，却连续吃了闭门羹。鲁迅为什么不愿意接见他先前所重视的“诗孩”呢？
    《文史我鉴》里的文章就是这样一个个小切口，切取大师们人生的一个横断面来叙述描画，但却总能天工开物，采取精华、梳理历史、廓清公案，却又绝不是半系记忆半系编造的信口开河。这也难怪书不仅是文化圈内的小众读物，连80、90后的小青年也偏爱有加。“翻了才知道挺有意思，这些文学大师突然就立体起来，看着一点都不沉闷了。”浙江理工大学大三学生沈文娟说。
    “我们现在总在说着畅销书作家，这些文学大师当年其实也都是畅销书作家。如今我们能用干净的文字、确凿的史实来整理出这样一本书，多年以后，我们当今的畅销书作家、网络文学会不会也能编出这样一部书，给后人有价值的启示呢？”袁敏提出了问题，留给时间解答。
    编后：其实，杂志栏目出书早已不是新事，《江南》要出“大江南文丛”，把稿库小说编编整整，选择享有声望的当代著名作家，具有市场畅销潜质的偶像型文学新星都能带来可观的人气。定下“文史我鉴”这样的栏目出书，是需要些勇气的。但它将中国文学史上几乎占半壁江山的浙江籍文坛大家逐一进行另类解读，将浙江这块土地上深埋的文化底蕴整体呈现，这无疑会给日趋浮躁的图书市场注入凝重和厚沉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