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2日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陈风华
美国拥有全球最雄厚的经济实力，美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经验也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借鉴，但美国政府并未包揽一切社会事务。在关注美国文化管理体制及文化运行机制时，我们会有种感觉，那就是黄老哲学“无为而治”的精神在这个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国度找到了很好的诠释。
美国从联邦到地方政府，除了一些文化研究、咨询机构，都没有设立专门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而且，迄今为止，美国也没有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颁布过任何国家文化政策，然而，这种无为和顺自然的管理，却成就了美国为全球所公认的发达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2.5万个公共图书馆和8000余个艺术馆、博物馆、纪念馆，构成了遍布全美的庞大的公共文化体系；2001年，美国130余家大型报业集团的广告收入超400亿美元，1.4万家电视台的广告收入超过500亿美元，出版的各类图书销售额达253.8亿美元。仅版权业（包括电影、音像、出版业和软件业）一年创造的增加值就高达45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5%。目前，美国音乐制品和动漫游戏产品在全球销售市场的份额已分别达到33%和40%。
然而，虽然至今未颁布过一部专门的文化管理政策，但美国却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文化立法的国度。早在1791年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就明确规定有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的议论和出版自由的内容，从而以宪法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制约了政府的权力，保障了公民的文化权利。也正是出于对任何一部文化政策都将可能影响这一宪法精神的担心，历届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对制定文化管理政策都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美国人的宪法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政府深知市场并非万灵药，因此，虽然拥有最发达的所谓“美国模式资本主义”，但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辅助性地解决市场未能覆盖的问题，美国政府在保障公益事业和公益服务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文化艺术领域为例，美国联邦政府对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史密斯索尼恩文化研究院、全美广播公司、艺术及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年直接拨款约为20亿美元，而各州及地方政府对本地文化艺术的投资更呈逐年上升趋势，以保护那些市场不愿但又必须予以保护的公益性文化艺术事业，保障公民平等获取文化的机会和权益。
虽然美国各级政府在提供社会服务中承担了重要职责，但有限政府的公共管理理念，又使它们在社会发展中更多地履行着设计者、研究者和推动者的职能，而非包揽一切社会事务。例如，由联邦、州及地方政府补贴的公共图书馆仅约为公共图书馆总数的10%，由政府资助的博物馆、美术馆和纪念馆，更不足其总数的3%。绝大多数的公益性文化机构是由各种社会团体、经济团体和个人举办的。可以说，美国之所以能够以少量的财政资金构建并成功运作庞大的公共文化体系，得益于鼓励社会各界（包括个人）参与公益事业的税收及法律体系，得益于发达的、被誉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的公益组织的有力补充。
美国《税典》对慈善捐助（赠）公益事业给予特殊的税收优惠，这使得美国政府得以通过税收杠杆对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赞助公共文化项目予以有效的引导和鼓励。据了解，1999年美国个人、企业以及各类基金会对非营利性文化、艺术及人文研究机构的捐助金额高达100亿美元，数倍于政府投入。2002年美国对公益事业的人均捐助高达400美元，捐助总额达到当年GDP的2.3%。关注并对公益事业予以捐助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种普遍行为。
非政府组织（NGO）已逐渐为我们所熟悉。这种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具有公正性和独立性的公益组织，在西方被认为是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美国政府非常重视非政府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通过积极推动该类组织的发展，有效地承担了许多“企业不为，政府不能”的具体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工作。这些游离于政府之外的“草根组织”通过组织捐款和实施放款，在相当程度上帮助政府解决了公益事业投入不足的问题，有效地弥补了政府服务的不足，在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消除社会贫富差别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据介绍，美国共有各类非政府组织120万个，其中从事公共服务的有6.6万个。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行业。
现代政府究其实质，是服务型政府。因为服务型政府最能体现满足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政府本源和本质。时至今日，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已形成共识，只有提供优质丰富的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及其存在的合法性。
我国在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中明确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定位。美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经验给我们以现实的启示。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订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处于非常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的主要功能，还是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政府应通过积极的财税政策和扶持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力量的介入，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向社会公众提供那些市场做不了、政府不能做的公共服务，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以有效填补政府服务的不足，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
或许，政府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市场经济提供恰当的制度基础并对法律表现出应有的尊重。这或许也正是我们从“无为而治”的美国文化管理中所能汲取的一些真义。
